2017年1月，曾经万人膜拜一代股神徐翔因犯操纵股票市场罪而跌落神坛，被判有期徒刑5年半，罚金110亿人民币(3被告共计120亿)，创下中国个人经济犯罪被处罚金的新纪录。

徐翔，人称“宁波涨停板敢死队”总舵主，中国“私募一哥”，2017年1月22日徐翔被判入狱，“中国股神”的故事暂告结束，但是，其判决也为公众留下了诸多疑问，其中讨论最多的，即最初其被捕时官方媒体发布消息指其涉嫌内幕交易和操纵证券市场，为何最终徐翔只受到操纵证券市场罪的处罚?在普通公众眼里，徐翔与此前黄光裕内幕交易案主要罪行类似，都是通过个人控100多个证券交易账户进行非法股票交易，不了解其中法理的公众会发出疑惑，为何“同行为不同罪”?

基本案情：

2009年至2015年，徐翔成立上海泽熙等一系列公司，通过信托计划及合伙企业型私募基金的形式进行证券投资。在2010年至2015年间，徐翔单独或伙同他人，先后与13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或者实际控制人合谋操纵相关上市公司的股票交易。

在11起上市公司股票交易的操纵中，徐翔等人约定由上市公司董事长或者实际控制人控制上市公司择机发布“高送转”“业绩预增”等利好消息，引入“乙型肝炎治疗性疫苗”“石墨烯”“手机游戏”“在线教育”“机器人”“PPP”等热点题材。徐翔基于上述信息优势，使用泽熙产品及其控制的证券账户，在二级市场进行上述公司股票的连续买卖，拉升股价。上市公司股票价格拉升后，徐翔用泽熙产品及其控制的135个证券账户以大宗交易的方式接盘上述公司股东减持的股票，并随后在二级市场全部抛售，抛售过程中伴有大量竞价买卖行为。上述公司股东将大宗交易减持股票超过约定底价的部分，按照约定的比例与徐翔等人五五或者四六分成，汇入徐翔等人指定的账户。徐翔等人收到分成款项后，销毁双方签署的协议。

在2起上市公司股票交易的操纵中，徐翔动用泽熙产品或以他人名义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共同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负责控制上市公司择机发布“高送转”等利好消息，引入“影视文化”、“互联网金融”等热点题材。徐翔基于信息优势，使用泽熙产品及其控制的证券账户在二级市场进行上述公司股票的连续买卖，拉升股价，将定向增发股票抛售获利或实现股票增值。

公诉方提供了详实的证据材料，相关交易记录、交易时间和分成比例清晰明了，卷宗多达3000多页，光是起诉书宣读就花去1个多小时。

为什么不是内幕交易而是操纵市场?

根据案情可知，徐翔触犯的是较为新型的利用信息优势操纵证券市场，其与内幕交易罪同属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其犯罪主体、主观方面及客体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两罪的区别却也显而易见。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规定，见《刑法》第180条相关规定：

“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

而根据《刑法》第182条之相关规定：

“(一)单独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或者持仓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的;

(二)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期货交易，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的;

(三)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证券交易，或者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自买自卖期货合约，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的;

(四)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

两罪所利用信息的性质不同

内幕交易罪的核心概念就是行为人利用“内幕信息”实施犯罪，而徐翔案中的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则是依靠了所谓的“信息优势”，两者最主要的区别即“内幕信息”是指证券交易活动中，涉及公司的经营、财务或者对该公司证券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的信息，详见《证券法》第67条、第75条规定。

在震惊全国的黄光裕案中，黄光裕就是利用上市公司北京中关村重组的内幕消息，在消息公布之前利用控制账户大量买入，在消息公布之日获得了348万元人民币的账面收益。

而操纵证券市场罪所利用的“信息优势”，通常是指操纵者自己制造的信息，大多数为虚假信息，足以影响股价涨跌和股票市场波动。

比如在徐翔案中，有家涉案上市公司2012年11月底公司预计年中亏损，为了达到徐翔“高送转”要求，通过集团内部转让房产的方式，使公司账面扭亏为盈;同时该公司自己幕后出资2亿元购买自己公司的8%的股份，误导消费者认为该公司要转型到新兴的“石墨烯”项目，这就是明显的有意制造的虚假信息;还有一家上市公司东方金珏，为了达到徐翔提出的释放业绩利好的要求，将翡翠原石以2.8亿元出售，披露公司2015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280%到330%。

两罪的客观方面不同

对于内幕交易罪，其特点是利用信息时间差，在投资者不知道内幕信息的情况下进行交易，在内幕信息公开前进行买进后售出的行为，然后“消极的”等待相关信息的公布，从而引发证券波动，从中获利。

而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人则是通过联合或连续买卖、虚买假卖、自买自卖等非法交易行为，利用某些自己制造出来的信息，将自己的意志积极的体现到某个证券的行情中，让其价格随自己的意愿上涨或下跌。《证券法》第77条第1款规定“单独或者通过合谋，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的规制范畴;在《刑事立案追诉标准(二)》中，第39条第(六)项“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或者其他关联人单独或者合谋，利用信息优势，操纵该公司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也对此类利用信息优势操纵市场的行为进行了明确规定。

在徐翔案中，起诉书多次提到：“徐翔、王巍得知某某公司董事长有减持意向，经过多次见面合谋达成一致，徐翔负责二级市场股价，某某董事长控制公司发‘高送转’等利好。拉升股价后，某某某减持股票，徐翔接盘。”而徐翔在整个犯罪过程中，获利方法不仅仅是通过二级市场买卖，其还通过抛售定向增发股票和直接参与上市公司高管减持后分成获得大量收益，其在美邦服饰的操作中，在二级市场买卖仅仅获利500多万，但是其在大宗交易后的抛售，却让其赚到了6.9个亿;其在华丽家族的大宗交易减持中赚了1458万，但是其在二级市场买卖该股赚了5586万元，另外，徐翔和另一被告人王巍收到华丽家族高管支付的好处费为8502元。公诉人为此提供了详实的证据，比如勾兑双方约定的股票价格、股票数量和分成比例，以及往来交易、转账记录，公诉人据此认定徐翔等人有利用信息优势、操纵股价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

因此，从徐翔案整个诉讼过程来看，公诉方依据现有证据只起诉徐翔等操纵证券市场一罪是合乎法理的。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证券业相关诉讼行为也越来越多，而司法部门对此类行为的打击力度也越来越大，专业度也越来越高，辩护律师唯有进一步提升自身的专业水准，才能更好的应对这一趋势。